音乐老人李德伦

李德伦住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已经有好些时候了。如同窗外变幻不停的季节,他的身体也是时好时坏,病情时重时轻。但他的幽默、平和、坚韧,一如从前。84岁高龄的老人,用自己对生活、对音乐的热爱,坦然地同纠缠他的病魔抗争。

协和医院的深深庭院、砖墙、廊柱和绿色琉璃瓦顶,在不远处的王府井大街和东方广场的映衬下,更加显得宁静。历史与今天、繁华与质朴、喧闹与平和,在这里,已悄然融为一体。

静静的房间里,李德伦又给小保姆小兰子和医院的护士,讲起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那些好听的故事,不时,又一同背诵他教给她们的唐诗宋词。他饶有兴致地提个头,她们便接着背诵下去。听着孩子们的声音和那些他熟悉的诗句,李德伦笑了。

更多的时候,李德伦则是在他已无法活动或谈笑的静静休息中,沉思默想着他一生挚爱的音乐。他指挥过的、他聆听过的、他至今还想指挥还想聆听的,一点点,一点点,都从他的记忆深处流过。

每天仅有的一点运动,或是去治疗室做透析时,李德伦都要在家人、保姆、护士的帮助下,坐上轮椅,到房间外长长的过道上去。过道旁那一排高大的窗户,在轮椅驶过的时候,一格,一格,向后慢慢地移动。有阳光的早上,明媚的阳光便直泻进来,照在老人那布满老年斑的和蔼的脸上。

窗外,残雪正渐渐融化,已是初春时节。

 女儿的记忆:音乐是父亲的生命

一直陪伴着病中李德伦的大女儿李鹿,对这个春天的来临怀着别样的期待。她不仅盼望温暖的春天能使父亲的身体更快地康复,同时也期待着那份定会给父亲带来欢乐的音乐礼物。《等待春天——献给李德伦特别音乐会》是去年冬天定下的,等父亲去指挥、去聆听。这个音乐会正和春天一起悄悄来临。

李德伦对音乐的挚爱,可以说是用他的生命去爱,或者说音乐已经成为了他的生命,这种生命与音乐的融合,有时是用一般人的经验难以体会的。

李德伦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是坐着轮椅上去的。那是1999年的11月19日,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上,与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再度合作。二十年前,斯特恩来到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用他的亲身体验,感受到了经历灾难过后的中国正在焕发出巨大的激情与活力。李德伦的指挥棒与斯特恩的小提琴在那个特殊时候的合作与交流,成为流传至今的音乐美谈。随同斯特恩访华的摄影队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荣获奥斯卡金奖,使更多的、不仅是音乐界的西方人,得以了解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历史巨变和崭新风貌。因此,二十年后李德伦与斯特恩的又一次合作,具有格外的意义。更何况,两位音乐老人都已届耄耋之年,李德伦82岁,斯特恩79岁,两位老人这一次的同台演出,被人们看作是“世纪绝响”。

其实,在音乐会之前,对李德伦的这最后一次登台演出,连他的家人都不敢想象,因为那时老人已经卧病在床两个月了。九月份李德伦病发时,半夜吐血,急送医院,医生诊断是肾衰竭加上严重肺炎。李德伦二十年前因肾癌已切除一个肾,靠仅有的这个肾维持生命,又是如此高龄,他的状况让家人十分担忧。李鹿当时正在我国驻外使馆工作,怕她担心,母亲没有立刻告诉她,待她得知消息从国外赶回来时,已是11月14日,离音乐会举行只有几天了。

李鹿一下飞机,便直奔医院,车窗外,不时都能见到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的海报,李德伦和斯特恩的演出日程已定,想到父亲的病情,李鹿感到压力很大。到医院后,李鹿见父亲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打着点滴,身体衰弱到了极点,真的是不能想象他还能登台演出。亲戚朋友也都说,这样子还要去指挥音乐会,简直是玩命,赶快通知音乐节组委会,好让他们尽快作别的打算。但李德伦就是凰煽?坚持要演。李鹿试探着问父亲还能不能去指挥音乐会,老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能!

那几天,李鹿满脑子都如同哈姆雷特问自己“是生,还是死?”一样,总在想“是演,还是不演?”这个难以决断的选择。因为李德伦不仅肾病严重,而且因为肺炎,一点都不能感冒,李鹿的奶奶就是患肺炎去世的,李德伦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坚持要演。李鹿深感到,为了这次演出,为了挚爱的音乐,为了另一位音乐老人的到来,父亲是整个都豁出去了。18日那天,大家送李德伦去世纪剧院排练。他坐在轮椅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大家刚把他推到侧台,斯特恩便看见了,他一边拉着欢快的乐曲一边迎向李德伦,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情景,让在场的人感动得落泪。

斯特恩和大家一起,推着轮椅,将李德伦送到指挥台前。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那一刻,李德伦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焕发出令人欣喜的精神来,给出的手势非常好,乐队在他的指挥下,也表现得令人满意。直到那时,大家才敢相信,老人真的会再次登上他挚爱一生的音乐会舞台。

第二天,李德伦再一次从医院去剧院,依然是坐着轮椅,被大家扶上指挥台,继续了他和斯特恩二十年前写下的音乐佳话,共同奏响了一曲激动人心的“世纪绝响”。

英雄交响曲:中国交响乐的英雄

每当想到自己的恩师李德伦时,指挥家谭利华常常想起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音乐形象。在谭利华的心目中,李德伦便是英雄,一个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矢志不渝、毕生奋斗的英雄。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谭利华与李德伦相识已经二十年了。对谭利华来说,这二十年的春秋更替,是他跟随李德伦学习、成长的难忘时光,也是他不断进取、事业有成的金色岁月。今天,谭利华已是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一位年富力强的优秀指挥家。他常说,自己的成就和北京交响乐团的今天,都是与李德伦分不开的。

1980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班学习的谭利华,同给他上课的客席教授李德伦相识。毕业后,谭利华虽然去了天津,但同时,他仍然跟随李德伦继续学习,担任助理指挥,一干就是十年。他说自己从李德伦那里学到的不仅是艺术,在如何做人、对音乐理想的追求、对艺术的尊重、踏实的工作作风等不同的方方面面,李德伦都给了他受益终身的教诲。

那时,谭利华虽是跟随李德伦做助理指挥,但家还在天津,他常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来来去去,还不时跟随李德伦到全国各地演出。于是,李德伦在自己家里为谭利华安下了一个“家”,谭利华在北京时候,都住在这里。从学习到生活,李德伦对谭利华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样做,李德伦不要任何报酬,但却期望着收获——谭利华早日学有所成,为中国交响乐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81年,天津举行“海河之春”交响音乐会,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大事,李德伦却推荐谭利华出任音乐会的指挥。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谭利华来说,这种信任、鼓励和实践的机会,对他的艺术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谭利华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那是他大学毕业后正式指挥的第一场音乐会。从此,他走上了职业指挥家的道路。

在李德伦的悉心培养下,谭利华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1989年,谭利华拿到了去英国的签证,准备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学习和工作。当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李德伦时,李德伦说,交响乐起源于西方,出去学习是件很好的事情,但国内的指挥人才十分缺乏,十分需要一批人踏踏实实地苦干,需要坚守,需要雪中送炭,总不能让指挥台上这批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干下去吧,应该有年轻人来接过他们手中的指挥棒。一席话,让谭利华改变了初衷,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1991年,中央乐团举行纪念柴可夫斯基诞生150周年大型音乐会,李德伦将自己执棒这台音乐会的机会留给了谭利华,十年师徒,李德伦觉得谭利华已经堪当重任、是将他推上这个指挥位置的时候了。这是谭利华首次执棒中央乐团。谭利华不负老师厚望,获得成功,从此以后,他与中央乐团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大量的演出实践和积累,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指挥家。

也就是在那一年,谭利华出任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和首席指挥。此前,北京交响乐团一度宣布停止工作,处在去留存亡之间。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李德伦,在报上写文章,找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四处奔走呼吁,要保留北京交响乐团。李德伦说,不仅要保留,还要建设,还要发展,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的交响乐团,应该成为最好的交响乐团,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标志,北京这个城市里应该每周都有新的音乐会举行。

乐团留了下来。李德伦又想到了乐团的建设发展,他希望谭利华去北京交响乐团工作。李德伦觉得中央乐团已经比较成熟,谭利华到北京交响乐团去,踏踏实实地把乐团建设起来,和乐团一起成长,对于乐团,对于指挥家来说,都更有意义。十年过去了,今天回想老师当初说的这些话,谭利华充满敬佩和感慨。

人生最相知:伴随一生的信念

李德伦一生与音乐相依相伴,这与他的信念密切相关。他认为,音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音乐对人的精神影响、对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十分重要。李德伦这一生的经历,让他感慨最深的,便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不能忽视、音乐不能忽视,尤其是在今天,音乐与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国家、我们社会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

对这一点,李德伦的妻子李珏体会最深。李珏和李德伦是四十年代上海国立音专的同学,李珏学小提琴,李德伦学大提琴,但他常指挥学校的学生乐队,指挥是自学的。那时,教学生视唱练耳的是陈洪老师,他也教打拍子,李德伦后来对李珏说,他学指挥便源于此,得益于陈洪老师。李德伦常说,指挥不光是舞舞指挥棒、弄弄音符的事。李德伦从小就喜欢读文学、历史等各种书籍,他觉得这些都是搞好音乐的前提。

这也是他一生的爱好。李德伦家的小保姆小兰子一直跟他学唐诗宋词,现在在医院里仍不间断,往往是他先提一个头,小兰子就紧接这句一口气背诵下去。不光小兰子,连医院里的护士也跟李德伦学,也不光是唐诗宋词,李德伦还给他们讲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那天,李德伦提起自己讲过的“草船借箭”,问当时谁与诸葛亮同船,护士答不上来,怕老人不高兴,便悄悄去问别人,回来回答说是“鲁肃”,老人又问这俩字怎么写。他总想让年轻人从中多学些东西,多一些文学、历史知识。

李珏说,李德伦爱看书,这也是他的信念决定的,他对人的精神世界格外重视,他觉得音乐对人的精神世界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前些年,李德伦还能走动的时候,虽然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仍然不遗余力地四处奔波,去学校、企业、机关举行普及交响乐的音乐讲座,他努力实践着自己的信念,希望让更多的人得到美好音乐的薰陶。在李珏的记忆中,李德伦不时去外地演出,不仅演出,他还总要讲普及交响乐,演出完后别人去观光旅游,他不去,而是开音乐讲座。有时在国外,他在大使馆也一样讲。他的讲座,不是简单地解释音乐作品,而是运用各种知识来讲,讲得通俗易懂而又妙趣横生,这些,都来自于他的读书。

李德伦读书很杂,不光是音乐书,文学、历史、艺术等不同门类的书他都读,这些书都是同音乐血脉相通的,他读后,又都融进他的音乐中去了。李珏记得,有人找李德伦学指挥,他先给人家开书单,让先看什么什么书,这其中,好些都不是同音乐直接相关的,但李德伦不仅要求读,还要提问让学生答,和学生交谈,把自己的体验通过这样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音乐时有更内在、更深刻、更细腻的感受。

1997年初,中国交响乐团在李德伦的指挥下,演出了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1月8日、9日,连演两场,非常成功,好些人都说这台音乐会是中国交响乐团组建以来最好的演出。而那时,李德伦已经80岁了。乐团有的同志对李珏说,这样好的音乐会应该录音录像。与李德伦相伴一生的李珏,此时也沉浸在这激动和喜悦的溪流中,回望昨日,她仿佛又看到了源头——勃拉姆斯的作品,不是表演性强的类型,而是十分内在,李德伦之所以指挥得这样得心应手,在于他对作品深刻内涵的准确阐释。

五十年代,李德伦受国家委派赴苏联,作为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的研究生学习指挥。阿诺索夫见李德伦已会指挥,便将分析、讲解、教授作品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李德伦也总是潜心研究和体会作品的精神内涵,深得老师的赞赏。阿诺索夫的儿子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现在已是世界著名指挥家,当时他与李德伦同班。但阿诺索夫却十分偏爱李德伦,担心他中午在学生宿舍休息不好,总是让他去自己家中午睡。李德伦还未毕业,阿诺索夫便安排他去当时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演出。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杰出学生榜上,也列入了李德伦的名字。这些,都不仅仅是因为李德伦的指挥才华,也在于他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直到今天,李德伦已是久卧病床,身体十分衰弱,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钟爱一生的音乐。每天陪伴在他身旁的李珏,时时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李德伦虽是身不由己,生活行动都需要家人和护士的帮助,不时的透析治疗还常引起脑部不适,但他躺在病床上,心却无法闲住,总在脑海中一遍一遍地过总谱。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穿过时光隧道,在一个个悄然入睡的深夜或刚刚苏醒的黎明,叩响老人记忆的大门。有一天,李德伦又回忆起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是他在苏联时指挥过的作品,时间太久,有些处已记不太清了,他让李珏从家中拿来了小总谱,仔细看过,模糊的印象又渐渐清晰,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老邻居印象:平易近人的“李大哈”

作曲家瞿希贤不仅与李德伦是同学、同行、同事,也是在和平里那座普通砖楼里,门对门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老邻居。他们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邻里生活的一点一滴,都在十分平常的时光里渐渐隐去,但也留在了瞿希贤仍然清晰的记忆里。

瞿希贤与李德伦是四十年代上海国立音专的同学,李德伦读到毕业班时,瞿希贤刚入校两年,但两人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学生活动中相识。李德伦毕业后去了延安,直到北京解放,他们才得以重逢。相见时,李德伦是在入城的队伍中,瞿希贤是在欢迎的人群里,老同学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今天,和平里的那一片红色砖楼,在现代化高楼林立的北京城里,实在是太过平凡,甚至有些简陋。但不少名扬世界的中国音乐家,却一直居住在这些普普通通的砖楼里。六十年代初,瞿希贤和李德伦成了邻居,在她的印象中,李德伦家的门经常是敞开的。不仅因为李德伦的母亲是热心的街道干部,而且,李德伦同他母亲性格一样,人情味十足,乐于助人,广交各方朋友。

李德伦的家住一楼,未经封闭的阳台一边通往屋内一边通往屋外,不时有邻居和朋友进出,喝水,接电话。有时,人从北边进来,却从南边阳台离开,南边进来,又从北边出去了,来来去去,李德伦的家竟然像一个过堂。那时的电视机不多见,李德伦家有一个小电视机,每到晚上,总是将电视机冲着屋外,让大家都能看见,屋里屋外,一片欢乐。李德伦家的电话,与公用电话差不多,来电话找的人,即使住在别的楼,李德伦的家人也总是去叫。如果是找住在同一个单元楼上的邻居,则以敲击暖气管为信号,住几楼便敲几下。今天回忆起来,不仅有趣,甚至有些让人不可想象、不可思议。

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李德伦家的门,不再像过去那个年代样大大敞开着,但李德伦与邻里和朋友的交往,他的平易近人,他的乐观随和,他的乐于助人,却同从前一样。有好长一段时间,瞿希贤去李德伦家串门,常常会在他家里看见相似的一幕——李德伦伏案而书,年轻的音乐学子静静地坐在一旁——为了让去海外学习音乐的年轻人少些生活中的坎坷,多些学业上的成就,李德伦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写信给海外的朋友,请他们给这些为音乐而远赴重洋的孩子们一些帮助。

李德伦有一个外号叫“李大哈”,大家亲热地叫,李德伦快活地答,不仅在邻里,在乐团里也是这样。怎么来的,一说是他忘事,一说是他乐观,爱说笑话,整天嘻嘻哈哈,与大家格外亲近。有时排练休息,一转眼,李德伦找不到指挥棒了,找来找去,结果就在谱架上。有时,也找眼镜,原来在刚翻过去的那页乐谱下。还有些事,也不知李德伦是不是真的忘事,他从瞿希贤那里借来一本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一读便爱不释手,顿生珍藏之意,怎奈遍寻书肆终无所获,便一直读了又读,君问归期未有期,还书的事好似忘了一般。瞿希贤深知老同学爱书如痴,便真诚相送,结果皆大欢喜。

虽然大家都叫李德伦“李大哈”,但谁都知道,李德伦背总谱的能力却是格外惊人的,对读过的书,对朋友的事,他也一样,总是放在心上。好几年春节,李德伦与李珏的年夜饭都是在亲戚家吃的,每次去,总是惦记着住门对过的瞿希贤。因她的亲人不在身旁,瞿希贤都是受李德伦和李珏的相邀同去,举杯相祝,笑语欢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李德伦住进协和医院后,也时时挂念着独处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他对来医院陪伴护理他的李珏说,瞿老一个人在家会寂寞的,晚上回家后多去看看她。

直到今天,李德伦的家依然十分简朴,让亲临其境而又不了解的人真的不敢相信,梅纽因、小泽征尔等世界音乐大师,都曾在这里开怀畅谈,或是享受李德伦家那可口而质朴的家宴。其实,无论是邻里同事、年轻朋友,还是异国知音、大师名流,都能在这里,从李德伦那些平和、亲近而诙谐的谈笑中,获得快乐。

外孙的感觉:姥爷特别像老子

张科民生在姥爷姥姥家,在他们的身边长大。他的名字是姥爷李德伦给取的,科民,科学与民主的意思。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不仅生动体现出李德伦的性格,也深深蕴涵着他对后代、对社会、对国家和民族寄寓的理想。

从小在李德伦身边生活的张科民,直到挺大了才知道姥爷是个很有名的人,而在他的生活中,姥爷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好老头儿,姥爷的名气对他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唯一的一次,是他去年从加拿大的大学休学、回到北京照顾病中的姥爷时,第三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正在举行,会弹钢琴又会外语的科民去帮忙,机场接机、开会时翻译、为钢琴家翻谱,成了组委会一名忙里忙外的临时工作人员。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有时向不认识科民的人介绍说,科民是李德伦的外孙。科民听了,回家同姥爷笑谈,说姥爷您竟有这样大的名气,什么时候别人介绍您时,说您是张科民的姥爷那多好呀!李德伦笑了,说肯定会有这一天的。

张科民之所以对李德伦的名气没有什么格外的感觉,是李德伦打小就没有给过他这方面的影响。李德伦一生不求名利,却对音乐怀有矢志不渝的追求。他常说,自己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努力。为这一件事,李德伦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中国交响乐之父”、“中国的卡拉扬”,当人们用这样一些桂冠赞美李德伦的成就,以及他为中国交响乐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时,张科民总是想起姥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能在乐队中拉大提琴,和音乐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在张科民的成长中,姥爷和音乐始终影响着他。即使是小科民在家门口的草里泥里玩耍时,屋里也总是不时传出李德伦背总谱的旋律声,耳濡目染,科民也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致。从他有记忆时开始,科民便总是在不断地弹钢琴,快上小学的时候又开始学习小提琴,两样乐器伴随他直到今天,音乐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李德伦曾给张科民写过两条字幅,一条是“不失赤子之心”,一条是“开卷有益”。科民的母亲给他开出些必读书目,要求他阅读,科民有时觉得难以一一读完,李德伦便鼓励他说开卷有益,结果到了今天,科民读过好多没有读完的书,真是受益非浅。因为科民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李德伦便要求他学中文、练毛笔字、背唐诗宋词,但都不作硬性要求,而是顺其自然,启发他的学习兴趣,让科民觉得是一种很好玩的学习。时间长了,科民发现,不仅读书学习如此,对任何事,姥爷都是顺其自然,都十分平和,让人感到亲近,因此他觉得姥爷特别像老子。

张科民记得,他15岁那年,姥爷曾问过他一个问题:人活着为什么?紧接着,姥爷又说,不必回答。从那以后,这便成了张科民时时寻找着答案的一个问题。16岁、17岁……,直到今天22岁,他每年都会有新的答案,或认识到从前的幼稚,或得到新的收获。但有一点却始终没变——就像姥爷给他写的字幅一样——不失赤子之心!这也是张科民觉得自己与姥爷最为相同的地方。

有一年,李德伦去加拿大看望科民一家。当时,科民的母亲正好在举办一个学生钢琴音乐会,因此请李德伦去给她的学生们讲几句话。担任翻译的是一位学生的家长。面对这些异国的少年,李德伦说,孩子们,你们学习钢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们以后不一定就靠钢琴去赚钱去谋生,但你们很幸福,生活中并不是有钱就一定有幸福……李德伦讲到这里时,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根本就不能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涵义,那位家长始终没有为大家翻译这一句。此时,李德伦便将自己这个简短的演讲换成了英语:生活中并不是有钱就一定有幸福,但音乐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内心的充实和快乐!

双簧管独奏:铭记一生的鼓励

几年前已经退休的章棣和,曾是中央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他和李德伦不仅是楼上楼下相邻而居的朋友,也是有着40年共事经历的同事。台上的指挥和演奏员,台下的邻居,章棣和谈起李德伦来,总会有说不完的故事。但他感受最深的,却是李德伦给他的无数令他铭记一生的鼓励。

1996年,中国交响乐团组建时,以向全社会公开招聘考试的方式选拔演奏员,一批来自各方的年轻的优秀乐手,在给乐团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对年长的演奏员形成了压力。已过花甲之年的章棣和,目睹了一批老演奏员的激流勇退,也不免思忖如何选择自己的明天。他在李德伦家谈到了这一点。李德伦对章棣和的才华与敬业精神十分了解,对他参加竞聘的想法格外鼓励。通过考核竞聘,章棣和成了中国交响乐团中最年长的演奏员,而且,在双簧管首席和木管组首席的位置上,一直干到了退休。

李德伦对章棣和的鼓励,往往都是在十分平常的过程中,但不管是什么方式,总是让章棣和感受到一种触动心灵的激励。中国交响乐团组建不久,由李德伦指挥,演出了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音乐会十分成功,李德伦的身边,满是鲜花笑语。而给章棣和感触最深的,不仅是他与李德伦相识40年后的又一次合作,自己已是乐队中仅有的一位老演奏员了,更让他感动的是,李德伦已经80岁了,不但艺术功力令人折服,而且在指挥台上一站就是近两小时,岁月流逝,李德伦对音乐的追求始终如一。

有一次,中国交响乐团由德国指挥家指挥,演出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那是一部双簧管独奏特别多的作品,章棣和的演奏十分出色。李德伦和李珏去听了那场音乐会,为章棣和的出色演奏感到格外高兴,演出结束后,两位老人去后台向德国指挥家祝贺演出成功时,还不断赞赏章棣和的才华和技艺。回家的路上,李德伦对李珏说,到家后一定要上楼去向章棣和表示祝贺。没想到,汽车刚到楼前,李德伦就从车窗里看见了正要进楼的章棣和,等汽车停下,李德伦刚一迈出车门,就使劲鼓起掌来。此情此景,永远留在了章棣和心底。

留在章棣和心底的,还有一支珍贵的双簧管。1979年,世界音乐大师耶胡迪·梅纽因第一次访问中国,和中央乐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演出了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李德伦担任指挥。梅纽因无与伦比的琴声倾倒了在场的中国爱乐者。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中,有一段不短的双簧管独奏,而且难度很大,双簧管演奏家进入世界各国大交响乐团时,这是必考的一段。当章棣和演奏这段动听的旋律时,梅纽因十分认真地倾听。演出完谢幕时,梅纽因还十分热情地请章棣和站起来,接受观众的掌声,表示了他对章棣和的赞赏。

演出结束后,李德伦和梅纽因边交谈着边走向休息室,李德伦见章棣和正在收拾乐器,便向梅纽因热情称赞章棣和的演奏,并伸展双臂,将梅纽因与章棣和双双拥进了休息室。坐下后,梅纽因同章棣和交谈起来,梅纽因说他注意到章棣和使用的循环换气法在全世界都不多见,章棣和的演奏轻松连贯,音色优美,是他见到的最玫乃晒苎葑嗉抑弧Ｃ放σ蛴治势鹫麻褪褂玫睦制?当他看到章棣和的那支1943年德国制造的双簧管很普通时,对章棣和的演奏才华更加赞赏,当即决定送章棣和一支双簧管。

章棣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饮誉世界的音乐大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赞赏?章棣和问李德伦,大师的话是真的吗?大师会忘了吗?李德伦笑了,他觉得章棣和应该得到这样的赞赏。梅纽因离开北京前,李德伦又让章棣和将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梅纽因作为留念。不久,梅纽因委托钢琴家傅聪将一支他在巴黎订做的双簧管带到了北京。

收到这件极其珍贵的礼物后,欣喜之际,章棣和又遇到一个难题。在那个经济还很落后的年代,按规定,价格十分菲薄的礼物都必须上交,而这件礼物的价格却是远远超过规定的。李德伦说,这是世界音乐大师梅纽因对一个音乐家的赞赏和肯定,而这种赞赏和肯定是金钱所不能衡量的,如果有人问及,一切由他来解释。至今,章棣和一直珍藏着这支双簧管,珍藏着梅纽因和李德伦两位音乐大师对自己永远的激励。

学生的不解:学指挥先读小说

徐东晓是李德伦收的最后一名学生,他以前是中央乐团的首席长号,后来去了新加坡交响乐团,仍然是首席长号,指挥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还在中央乐团的时候,他曾同李德伦谈到过学习指挥的事,他没想到,李德伦给他一部贝多芬《第一交响曲》总谱的同时,竟然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茅盾的《子夜》。

徐东晓不明白,学习指挥为什么还要先读小说,他把乐谱和小说都退还给了李德伦,有过的念头又打消了。1994年,徐东晓应聘去了新加坡交响乐团,视野开阔了,想法改变了,他开始思索李德伦的深切用心,同时也开始在学习指挥上下功夫。在那样的环境里,常有世界各地来的客席指挥在乐团执棒,徐东晓不仅在长号上受益良多,在理解和琢磨指挥艺术上,也有收获。

中国交响乐团组建的时候,徐东晓应聘回到了团里。他去李德伦家看望老人,又提出想跟老人学习指挥。李德伦慨然应允,并拿出了徐东晓当初退回的总谱和小说。经过这些年的岁月磨砺,徐东晓现在已经明白,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学知识和涵养,是学好音乐的重要因素,他深为老师的良苦用心折服。

在跟随李德伦学习指挥的这些年,徐东晓也曾随老师去听过一些普及交响乐讲座。有时,李德伦在前面讲,徐东晓就在他身后的黑板上,协助老师书写一点提示或说明。徐东晓十分惊讶,已是80岁的老人了,李德伦旁征博引,记忆惊人,妙趣横生,让人受益非浅。这也让徐东晓更加明白了博览群书对于音乐的重要。

李德伦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不仅要求徐东晓在背熟总谱的同时,认真分析乐谱、理解作品和思考如何表现,而且总是要求徐东晓读各种各样的书籍,还要提问,让徐东晓作答,一点都不放过,他总是想从中了解学生,看看学生在哪些方面存在哪些知识不足,好有选择地开出书单,让学生尽快去读。

李德伦生性随和,生活向来简朴,但在为交响乐事业努力这一点上却格外执着。徐东晓对这点深有体会。有时,他陪伴李德伦去各地搞普及交响乐讲座,或去指挥音乐会,当接待的人问起李德伦对生活的要求时,他总是说自己是来工作的,因为自己太胖,只要求房间里有坐式洁具便可以了。在徐东晓的印象中,李德伦上课时却一点都不随和,他要求背总谱不单是要背旋律,而是要同时背熟多声部、复调等复杂的音乐织体,回课时,也不让看总谱。徐东晓同人谈起这一点时,大家都笑称这是李德伦指挥法,是“空手道”。李德伦就是如此认真。1997年张家口地震那天,李德伦在家里给徐东晓上课,师生在桌前相向而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正好李珏回家,见此情景,仿佛进了世外桃源,不禁问地震了你们都不知道,师生答不知,抬头看看桌上的灯,正晃得厉害。

在李德伦的影响下,徐东晓也经常去书店,买一些各种各样的书。回来后同老师谈起,李德伦便及时给予指导,应该读些什么,先读哪些,哪些暂时不读,十分细心。有些时候,李德伦觉得该让学生学些什么了,不等向学生吩咐,便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从书柜中翻找出来,做好准备。一天,徐东晓去上课,刚刚坐定,李德伦拿出一本书来,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让他去旁边的房间先把“序”读完再上课。徐晓东读完后回到座位上,李德伦问了他几个相关的问题,这才开始上课。

在跟随李德伦学习指挥的日子里,徐东晓才更加了解了老人的内心世界和艺术造诣,他觉得,跟随李德伦学习指挥,早已不再是简单地学习一门艺术技能,也是在感受一种对音乐永远追求的精神,在学习如何做人。

镜头的沉思:燕尾服下的汗褟儿

摄影家陈雄曾经拍过一张照片,是李珏正在帮助李德伦穿上演出服。李德伦与家人都很满意,因为这是一张十分生活化的照片。陈雄自己也很喜欢,后来,他出版了一本拍摄音乐家的书,由这张照片,想到了拍摄当时的情景,他给这本书取名为《近摄——燕尾服下的汗褟儿》,这张照片也收入其中。

汗褟儿是北方人夏天穿的贴身小褂,为了吸汗,李德伦演出时,在穿上毕挺的衬衣和燕尾服前,总爱先穿上一件这种土里土气的小褂。大师燕尾服下的汗褟儿,辉煌和艰辛,伟大和平凡,都在这一刻显现了出来。

很多人都看过陈雄拍摄的音乐家照片。这些照片,不单是李德伦,也不都是指挥家,不仅中国的,世界音乐大师也不少。但陈雄第一次举行个人摄影作品展,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指挥家》。那是陈雄拍摄音乐家专题结出的第一批果实,而播下这个种子的,却是李德伦。

李德伦与陈雄的父亲陈宝庆在乐团共事的时候,还是五十年代初,那时,陈雄还没有出生。李德伦的妈妈和陈雄的奶奶是颇要好的老姐俩,李德伦与陈宝庆去基层时也总住一屋,就连小小的陈雄,“文革”时见红卫兵拿皮带抽李奶奶,都赶着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两家人十分亲近。但陈雄的父亲去世早,渐渐成长起来的陈雄受到的不少教育,都是李德伦给他的。

陈雄高中毕业后,摄影成了他的职业,这是他的爱好,也是李德伦的爱好。因此,李德伦不仅是陈雄拍摄的对象,也是经常切磋技艺的“同行”,更是给他教育的老师。1992年的一天,干了好些年摄影、拍过好些专题的陈雄,又去李德伦家给他拍照了。刚拍完,李德伦对陈雄说,姑娘要拍,老头更要拍,不拍就没啦,想拍都拍不着了,看看周围这些老头,谁不该拍拍呀?

李德伦的一句话,让陈雄如梦初醒,从小在和平里长大的他,深知这儿是著名音乐家的“富矿”,需要自己用照像机去“挖掘”,于是，听从李德伦的建议,确定拍摄一个《中国音乐家》专题。从那天开始,李德伦家的一个房间成了“摄影部”,李德伦和李珏都成了“摄影部”的“工作人员”。李德伦一个一个地开着准备拍摄的音乐家的名单,一遍一遍四处打电话去联系,有了设想,或是有了落实,都由李珏一一作好准备和安排,让陈雄登门去拍摄,回来后,在“摄影部”冲洗放大。一个星期以后,严良堃、韩中杰、秋里、徐新、郑小瑛、卞祖善……都从计划表上的名字变成了“摄影部”墙上的照片。

再后来,有些被拍摄的音乐家也开始加入到“摄影部”的工作中来,出点子,搞联系,越来越多的优秀音乐家名字出现在拍摄计划表上。再后来,越来越多的摄影记者加入到拍摄音乐家这个新的专题中来。李德伦播下的种子,正在悄悄地生长,结出珍贵的果实,他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毕生努力,也在越来越多的凝聚了他的理想和心血的照片中,生动地展现出来。

为了让陈雄得到更多的现场拍摄机会,李德伦还别出心裁地让陈雄穿上黑色上衣,在演出时坐进他指挥的乐队。一张名为《深沉的回响曲》的照片,拍摄下了李德伦首次坐着指挥的情景,纪录了老人音乐生涯中的一个珍贵瞬间,便是陈雄在乐队里中提琴乐手的位置上拍摄的。

梅纽因去李德伦家做客的那天,一进门,见陈雄拍照,既吃惊,也有些不高兴,他觉得这是一个私人聚会,不应该有生人,他问李德伦为什么有一个记者在这里。李德伦笑了,说他救过我妈妈,我和他父亲是同事,他是一个专门拍摄音乐家的著名记者,因此我没有办法拒绝。梅纽因也笑了,说孩子请吧!

李德伦和斯特恩同台演出的那天,演出结束后,李德伦不顾劳累,坚持要去斯特恩的休息室,向老朋友表示祝贺。当他的轮椅进入斯特恩的休息室时,保安人员挡住了所有拥挤着想进去的中外记者。陈雄也被挡住了,李德伦回过头来对保安说他是我的家人,陈雄成了进去的唯一一个记者,并成功地抓拍到了两位老人互道珍重、斯特恩捧着李德伦双颊的动人情景。第三天,《北京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陈雄拍摄的照片,那张两位老人互道珍重的照片,以《大师珍重》为题,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后来,不少美国报刊也相继转载了那个版面。

直到今天,无数的爱乐者和读者,对时时在报刊上见到精彩的音乐家照片早已习惯了,谁又会想到最初播下这个火种的人是谁呢。正像自己心中永远燃烧的信念一样,为中国交响乐事奋斗毕生的李德伦,在这奋斗中,如此忘我、如此执著、如此孜孜不倦、如此矢志不渝。今天,每当我们想到李德伦这位已经84岁高龄的老人,想到他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奋斗毕生的经历时,我们最想说的,也许就是这样四个字——

大师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