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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不倦一巨擘——两访“国宝”史树青

发表时间:2016-06-28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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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访


一位朋友听说我正在为唐山籍书画家写些文字,建议我去采访史树青先生。他说,史老是一位国内少有的顶尖级文物鉴定大家,今年已经78岁了,如不及时“抢救”,岂不终生遗憾。


听了朋友的话,我还真有了“紧迫感”。2000年1月30日,当我叩开位于中央民族大学史老寓所房门时,已经是上午11点半了。本来约好10点钟见面,我们7点驱车从唐山出发,没成想一进北京三环就堵车,从东城到西城,简直就是“爬”过来的。


史老听力很好,竟是他亲自开门把我让进去的。他个子不高,前庭宽阔,满头银发,两眼炯炯有神。落座后,当他知道我在市政协工作时,眼睛一亮,说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七、第八届委员呢。我向史老说明原委,一再表示歉意。史老夫人夏玫云教授端来一杯热茶,她说,出门在外,什么情况都可能碰上。这才把我从尴尬中稍稍解脱出来。两位老人随和谦恭、慈祥可亲的话语,很快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从谈话中得知,他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京东乐亭县麦港乡史庄村,9岁离开老家到北平读书,就始终没有回去过,所以满口京腔。在北平扶轮小学读书时,经常随父亲光顾书店和文物商店,听大人讲评书画。1935年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每逢节假日,又常随父亲去学校附近的古文化街琉璃厂,遇有可心书画,便购得高兴而归。有时中午休息或下午放学,他便一个人去看,如果检了“漏”,便会受到父亲的夸奖。日久天长,还真积累了不少经验,时而被亲戚朋友请去做鉴定。1941年,19岁的史树青高中毕业时,己小有名气。班主任老师、著名教育家张鸿来先生曾题诗赠送给他,其中一首有“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之句,对他的书画鉴定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他师从古典目录学家余嘉锡、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史学家陈垣、书法家启功、经学家刘盼遂、金石学家陆和九诸先生学习,学业日进,为他日后文史领域多方面的学养和造诣积淀了深厚的底蕴。


史老丝毫没有耄耋之年的麻木与迟钝,现在还没有退休,每天照常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上班,或往返于大江南北,穿梭于社科和文史领域。目前,他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收藏家》杂志主编、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等多种职务。经他鉴定的文物不下百万件之多,其中被他慧眼识真的文物珍品不计其数。


每天和古旧书画打交道的史老,十分关心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西方文化一定会冲击我们的民族文化。当提到有人认为“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时,忽地提高了声调,显然是有些激动。他告诉我,去年在台湾辅仁大学就绘画问题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继承传统,开拓前进》。他将演讲稿中的一段念给我听:“我不反对西画,也不反对国画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目前有些人提出国画己‘穷途末路’了,我是不同意的。国画的优良传统,有许多是西方绘画不能比拟的,但是美好的传统,有渐渐失传的倾向。我们要保护传统,发扬传统,不是靠西方来拯救,而是我们抢救的问题。弘扬民族艺术,艺术的民族性,才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接着他提到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江兆申等,他说,这些大师都是初期学国画,后来才接受西方教育的,学有所成,回国后,提出国画要现代化,油画要民族化。他们不论是画花鸟、山水,还是画人物的,都能继承传统,继往开来,成为一代宗师。史老坚定地说,有人针对轻视国画传统的倾向,提出“要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我是赞同的。


话题转到震后新唐山的建设,夏教授告诉我,电视里一有唐山的节目,史老总是追着看,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史老说:“京唐港就在我们乐亭县境内,孙中山当年规划的北方大港,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怎能不高兴?乐亭是我的根,许多小时候的事现在还记忆犹新,记得当年从乐亭来北京,还要到昌黎去坐火车呢。我们讲爱国主义,首先要爱家乡,爱祖国和爱家乡是一致的。我们国家西部有些地方还很落后,但也是可爱的。对家乡的工作可以提建议,甚至可以提批评意见。总说家乡穷山恶水的人就谈不上爱家乡,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非常好。”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1点半,史老还没吃午饭,我急忙告辞。史老表示,天气暖和了要回老家去看一看。夏教授风趣地说:“我是江苏镇江人,过去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嫁给史老,就是乐亭的媳妇了。到时我一定陪史老到婆家去走一走,以了却史老多年的心愿”。


最后,我请史老为《新唐山》人物专访栏目题词:“天南地北唐山人”,他欣然同意。望着老人手握毛笔,全种贯注的神情,我想,老人的一生不就是这样认认真真、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吗!





再访


2003年11月1日下午,我给史老打电话,保姆告诉我,老人没在家,晚8点以后才能回来。晚上接通电话,我提出明天要再次去拜访史老,夫人夏玫云老师说,史老前两天才从外地回来,今天上午在世纪坛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下午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很疲劳。既然是家乡人,明天10点准时来,不要影响史老中午休息。


第二天,按约定时间推开史老家房门时,他正在给南京一位朋友鉴定书画。等候期间,我把要问的情况在脑子里捋了一遍,以便节省时间。这一次基本上是我问史老答。


81岁的史老穿一件银灰色中山装,身体略有一些发福,但很精神,思路清晰,记忆力也很好。他去年才退休,现在每周还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一次。


当我问及他常用的“几士居”引首章,是不是寓意家里有几个读书人时,史老笑道:“这个书斋名是60年前用的,实际上不是指家里人。‘几士居’是说当时社会上浮躁风气甚浓,真正读书人很少的意思。再一层是说自己几几乎乎算得上一个读书人,其中有自谦自勉之意。”


史老一生喜欢藏书,东城有一处书屋,从地板到屋顶都是书,“纵横四面书为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抄走一千多册图书。落实政策时,几种宋版书没有退,作价两元钱一本了事。现在还有一些明版书和旧抄本书也很珍贵。


提及书屋的斋号,他说他喜爱竹子,并在院子里栽了许多竹子,因而取名“竹影书屋”,匾额是叶恭绰先生给写的。叶先生写完匾额后,给史先生回了一封信,信中有“君号竹影书屋,吴湖帆号梅影书屋,梅竹可谓双清矣”之语。至于“宋琴砚斋”,那是因他书房里有一方琴型宋砚而得名。史老不仅喜欢各种版本的书籍,还喜欢收藏砚台,现存有各式古砚300多方,他打算抽时间编一本砚谱。


来之前,从朋友那里听说许多关于史老鉴定书画的轶闻趣事。这一次我只是提了个头,他便向我娓娓道来。


故事之一:1996年他应邀到福州参加寿山石博览会。同行的书法篆刻家熊伯齐先生对史老说:“到福建来一趟不容易,您是研究文物的,带我们出去长长见识吧,最好要买一件纪念品。”他们在文物商店转了一圈,看到一张落款“鹰阿山人”,盖有 “戴本孝”篆字图章的旧山水画,史老对熊先生说:“我看这画不错,你可以买”。标价2200元,最后以1500元成交。回到宾馆后史老请同来的朱家溍先生看,朱老也说是真迹。史老说:“这张画可不得了,少说也值10万元”。后来此事由传媒宣传开了,以《专家看一眼,升值60倍》为题见诸当地报端。结果文物商店领导坐不住了,多次打电话或来人要追回这张画。熊伯齐先生说“我有发票,合理合法”。熊老的老伴厉声说:“如果再来找麻烦,我可要报警了,你们妨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故事之二:一次他来到浙江普陀山,当地的佛教博物馆请他去鉴定字画。馆长是个尼姑,上海佛学院毕业。她说有一堆不好的字画准备当废纸处理。但是,史老执意要看,并一幅幅翻过。当他拾起一幅不起眼的条幅时,看到一半眼睛一亮,兴奋地说:“这像是文征明的字”。看到字后边果然有文征明落款而无印章,再仔细端详一阵,说:“没错,这是文征明的真迹!”馆长一愣,忙问何以见得。史老解释说:“有资料记载,文征明曾经到过普陀山,这就是说他没有带图章,写完字留个纪念就走了”。馆长恍然大悟,从而为博物馆保留下一幅珍贵的明代字画。


故事之三:前几年,一位绍兴收藏家王定林在杭州浙江拍卖公司拍卖会上买了一幅张大千的山水画,加上10%的佣金,总共花了110万元。这位收藏家找到上海的谢稚柳先生鉴定,说是真迹。到北京请徐邦达先生一看,得到的答复却是赝品。后又求助于史老,史老仔细看过后,郑重地说:“没错,是赝品!”并补充说:“这画是在台湾作的假。”收藏家在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决定退货,结果输了。法院理由是,预展4天,你已经看过了,愿意买是你自己的事。后来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委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做最后鉴定。国家文物局请了11位鉴定专家,已表态的徐、史二位排除在外,结论还是赝品。最后以拍卖部门收回画,退还收藏家137万元(包括鉴定费用)而告终,这是近几年拍卖市场出现的一件有名的案件。


鉴定书画是科学性很强,也很艰苦的一项工作,其中有甜也有苦。史老向我讲述了一件令他痛心的往事。1959年,据说毛主席在上海一次内部会议上称赞了明代著名政治家海瑞,并通过康生等人搜集海瑞的书法。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安排了一个海瑞陈列,正好史老家藏书画中有一件海瑞墨迹,史老就把父亲多年收藏的这幅海瑞行书立轴捐了出来,上面写的是:“大学中庸平治天下”。馆里奖励500元钱,史老说什么也不要。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吴晗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史老就成了帮凶,捐献反倒成了罪状,屡遭批斗。


我问史老书画鉴定有什么诀窍。他说,搞书画鉴定靠的就是眼力,通过眼力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眼力,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要多看实物。看实物也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要熟悉书画家所处的时代,研究他们的艺术风格(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笔墨特点,记住他们的别号、斋号,甚至连他们的师父、徒弟、朋友叫什么也要知道。他自己就曾记住过5000位书画家的名字和有关情况。现在年岁大了,记忆力差了,有时也要查一些资料。


史老不仅是位文物鉴定大家,还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正楷,功力很深,不少人为有一幅史老的字而自豪。当我提出要在《新唐山》杂志“天南地北唐山人”专栏配发一幅作品时,他站起身,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名为《亲情问候,献给抗击“非典”一线的亲人们》的书,其中第21页上收录有史老写给白衣战士的三首诗和他的书法。他说这是今年5月份写的,就用这一幅字好了。说完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史树青”三个字,并将书赠送给我。


就在史老签名时,电话铃响了,夏教授忙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东北人,说是杨仁恺先生让他来的,要用杨先生的字换史先生一幅字。夏教授回答:“杨先生也是一位大书法家,我们很熟悉,如果他要史老的字,杨先生自己会打电话来的,就不用劳您大驾换字了。”撂下电话,夏教授说:“一听就不可靠,这样的事我们见的太多了”。看来,名人也有名人的烦恼。


临别前,史老到书房里取回一本岭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史树青金石拓本题跋选》,极认真地向我介绍书中的拓片和大量名人题跋。他自1947年经业师余嘉锡推荐,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至今已在文博战线工作了57个年头,由他和别人合作的大部头著作很多,他的博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令我感动。


我庆幸能够两次拜晤这位堪称“国宝”的历史老人。(刘士裕)


                                                 本文写于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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