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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张广厚的故事

发表时间:2016-04-08 20:18



1987年2月10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叶青。一元复始,国泰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自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陨……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陨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50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1962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1929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10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40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10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华罗庚  陈景润 杨乐 张广厚.jpg


                                从左至右依次为:华罗庚  陈景润 杨乐 张广厚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40,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劫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1987年,他刚刚过了50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叹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10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10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10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10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10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10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展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42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20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7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1967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69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69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190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邀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呼,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展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饥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客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欲,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烟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饥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1978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5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1983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展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烟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1983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乙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125个单位共17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1100人,知名科技人才200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2100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7人,主治医师48人,医师66人,医士14人。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50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1987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尽心尽力地疼爱偏心这个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猛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到时间的可贵!躺到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复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数和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25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休,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泣也罢,哀叹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吗?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1987年1月30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1978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但他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4月12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49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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