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张广厚的故事

1987年2月10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叶青。一元复始，国泰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自发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挽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陨……  

栋梁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梁，但是，却突然陨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50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1962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著《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著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1929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10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40年来，国际上许多著名数学家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症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系。他们用了10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舍，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从左至右依次为：华罗庚  陈景润 杨乐 张广厚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40，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劫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1987年，他刚刚过了50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历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叹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10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10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10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10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10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10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展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42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20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7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1967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69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69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190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邀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呼，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展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饥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客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欲，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烟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饥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1978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5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1983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展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烟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1983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乙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125个单位共17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1100人，知名科技人才200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2100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7人，主治医师48人，医师66人，医士14人。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50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1987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尽心尽力地疼爱偏心这个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猛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到时间的可贵！躺到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复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数和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25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休，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泣也罢，哀叹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吗？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1987年1月30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1978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但他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4月12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49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