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华北工业之父

在经济体制法制化上，第二代也是一个开端。“中国工商法规的制定是从清末新政1902、1903年开始的。这时候的法规很多都制定出来，但是没有等到颁布实行，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到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相对完整的法令就指定出来了。蒋介石政府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在人脉和亲缘关系上，第二代则是更多地向第一代靠近的：袁本人就算李鸿章提拔起来的，他的政府核心官员也是来自前清官僚。“到了第三代，社会提供的平台更大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大大异于前两代人了。”

周学熙和他的北洋实业对袁世凯到底有多重要？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说袁世凯有“三怕”：一怕枪杆子拿不稳，二怕日本人，三怕经济。其实从经济上来讲，1901年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接过的是个烂摊子：庚子巨额赔款的压力、市场上私铸钱风行、财政混乱。这时候周学熙办的三件大事实际上帮助袁世凯稳下阵来。到了民国成立初年，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来的一样是个烂摊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发现国库里只有银元10枚。而此时光是黄兴负责的南京留守这一部门，用于裁军就需要250万。

唐德刚先生说袁“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这时候他怎么办？袁伟时先生曾经说过：“袁世凯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他在民国初年的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他起用周学熙为财政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情。”例如，采用借款、贷纱及提供保息的办法来扶植民族资本厂家，先后对机制货物、参加国货展览会的工业品、范旭东的永利碱厂优良纯碱实行免税政策；同时为了鼓励国人兴办实业，多次举办国货展览会，还积极推荐国货赴南洋参展。

在这一时代的工业格局里，逐渐形成了中国一南一北两个经济重镇：上海和天津。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上海和天津的特点不一样。”虞和平说：“上海是以商的力量为主，以社会力量为主，比如制丝工业、棉纺织厂、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那一批人，是一个群体，核心是宁波帮，叶家、朱家、周家。这个时候宁波帮从太平天国以后去上海已经三十年左右，已经成了一定气候。而天津则是官商为主，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推行的，手下主要做事的就是周学熙。它利用政府、官方的力量振兴实业，在全国还是领先的。”

周学熙的企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工业格局的形成，在周之前，华北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在他之后，华北工业发展最明显的一次高潮就是20年代北洋军阀争相投资天津，包括袁世凯、杨以德、段祺瑞等。当时天津六大纱厂，有四家是北洋军阀官僚集资创办的，其他两家，宝成有陈光远的投资，北洋商业第一纺纱公司的董事兼经理章瑞廷则和张作霖有密切的关系。

“这和周氏企业的做大做好是不无关系的，多少有示范作用。”虞和平说，“此外，周氏集团还影响了中国的产业格局形成。在他之前，水泥和玻璃制造在中国都几乎等于零。对于华北的纺织工业，他也是奠定基础的，从此形成了纺织业上海、天津、武汉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在经济领域，袁世凯和周学熙最受人诟病的是1913年4月以盐税为抵押签订的善后大借款。“一方面，当时不借也没办法，因为国库没钱了，不借政府就没法运转。”周慰曾说。另一方面，这件事情之后，周学熙从财政总长的位置上辞职，并最终促使他更彻底地从官场转向商业。

说到亦官亦商，在同时代人中只有一位张謇和周学熙差堪比拟：他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士绅，都在袁世凯北洋政府里出任过总长职务，和政府关系都很好，都投资实业，都善于利用地方特色经济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企业，而且都排行老四。但是这一南一北两位四先生的个人命运却差异颇大：1925年张謇去世，此时他的企业已经濒临破产；两年以后，周学熙在61岁的时候宣布退出江湖，把企业交给自己的二儿子周志俊、侄子周叔弢、九弟周学辉打理。这之后，他又活了20年，于1947年81岁时去世。

                                                 1906年周学熙与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启新股东及部分员工合影

退出江湖

应该说61岁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年纪，一个曾经说过“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这样充满抱负和企图心的话的人为何激流勇退？

“表面上的原因可能是他和启新的股东不和。”周叔弢的儿子周景良说，“周家在启新并非一股独大，袁家儿子的股份也很多，当时周学熙和妹夫袁八意见不合，据说袁八掏出手枪来拍了桌子。之后不久周学熙就宣布退出。”

其实早在1925年，周学熙在日记里写过这么一段话：“今岁年近六十，精力就衰，时事又多变幻，卒非老朽所能周旋，依然辞去各大公司职务。”当时他保留了华新银行和青岛华新纱厂董事的职务，到了1927年，则彻底退出。

“卒，就是绝对的意思。老朽，即是他自己。这话就是说，我囫囵不过来了。”周慰曾解释说，“所谓时事又多变幻，是说民国初年，军阀内战。最简单的例子，周家在唐山这个地方有开平矿务局（联营）、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这三个厂子，谁的军队到了唐山都问他要钱。他受不了，也没办法。以前出了什么事情，有他北洋的老关系，打个招呼，还行，他还能够用面子解决问题。后来不行了，军阀不认你这个。再者，日本人来了，华新几个厂子后来通通让日本人吃掉了。官商官商，官是他起家的一个拐杖，但是这时候已经指望不上了，全国乱成一锅粥了。”

虞和平则认为周学熙退出的真正原因在于：他失去了他赖以发家和发展的核心优势——政府关系。“1928年以后新官僚上台，周退出，他的企业集团还是按照规律运行，但是已经是走下坡路了。”他分析说，“包括整个天津的状况也是这样。政治中心、金融中心都转移到了南方，整个华北的经济发展就慢了下来。”

后来，周氏企业有的被四大家族合并（如中国实业银行），有的被日本吞并（如天津和唐山的华新纱厂），有的被其他股东控制（如启新洋灰公司）。“即使还在经营当中的，也是惨淡经营。小的时候，父亲周叔弢经常天津唐山两边跑，干得很伤脑筋。”周景良说。

周学熙去世的时候，周景良已经19岁了。“我记忆里的周学熙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个样子。”他说，“他退休以后变得非常保守，就是一个穿着蓝布袍子、信仰程朱理学的老头子。他甚至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他的孙子上学都是瞒着他的。他在家里设了一个师古堂，专门请老师来家里讲国学。”

周学熙去世的时候写过一首“绝命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一句“我被功名误一生”，他一生得到的一切都是功名给他的，临终之前却有这样的感叹。

不过周家此后近百年的命运，正是按照他临终的设想发展的——“闭门耕读继家声”。他虽为商人，却始终保留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周学熙的子侄辈、孙子辈出了大量的学人，几乎可以开一所大学。现在走进周学熙惟一一个从商的后代周启晋的家里，他一点也不愿意提家里别墅区是他自己开发的事儿，倒是对家里墙上挂的林风眠、黄永玉真迹，柜子里收藏的善本书津津乐道。他的父亲，是2005年去世的红学家、收藏家、敦煌学家周绍良。他的爷爷是佛学家、中国佛学院创始人周叔迦。当年周学熙让自己的这个三儿子去武汉办机器厂、学做生意，结果这个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在三个月内赔了几十万银元，干得一塌糊涂，从此在青岛闭门三年，通读大藏经，成为一代佛学大师。不过，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周学熙（1866—1947）：近代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他与同时期的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并称“南张北周” 。